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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暗了，但还是很暖和。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。我又淌汗了，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。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，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。此刻万灯齐明，在十字架路上，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，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。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，上挂灯光彩带，倒影在水里闪烁。

海滩上空无一人。我停下脚步，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。一个老人跟我讲话。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，后来我醒悟了。他在乞讨，偷偷地、羞愧地乞讨，因为他害怕警察，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。我给他十法郎，他说，他将为我祈祷。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。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。事实上很便宜。

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，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。它们并行成三排，世界上最大、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。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。我往前走，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，会有什么意思。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。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。他一身白西服、蓝衬衫，系条白领带，孔武有力。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。

我摁着打火机，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。只是有点太和气了，英俊得过了头。火熄灭。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。我猛转身几次，都不见有人。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。有人在跟踪我，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，但有人在跟踪我。我终于到达了“庄严”酒店，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。在酒店大院里，在花圃周围，大轿车首尾相接。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，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，珠环玉佩，钻出车来。

“这里有什么事？”我问一位雇员。

“一场盛宴，先生。”

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，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。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，特别是节日——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。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，那里挤满了人。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-拉克洛斯说得都对：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，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。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，酒吧里传来另一支。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。当我推开门时，我听到电话在响。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，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。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。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。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，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。

“我是卢卡斯。”我说，把听筒凑在耳朵上，一边扯下我的领带，脱掉一只鞋。

“你听着，你这混球，”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“你最好什么也别插手，明白没有？滚开。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，我们就要干掉你。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。”

“谁”我刚开口，线路就断了。

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。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，但没有口音。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，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。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。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，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。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，在安哥拉、在贝佛利山发生过，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，他说银行家赫伯特-赫尔曼是自杀身亡。

我走进浴室，往浴缸里放水，脱得一丝不挂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，我在淌汗。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，然后拿起听筒，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-黛尔菲娅的号码。那边只响了三声，她就拿起来了。

“喂？”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。

“是黛尔菲娅夫人吗？”

“对，您是谁？”

“我叫罗伯特-卢卡斯。我来自德国。请您原谅，我这么晚还打电话。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。”

“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。”

“那我呆会儿再打。”

“不，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。有什么事？”

我告诉她我的职业，问她，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。

“当然，卢卡斯先生，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。”

出现了一阵冷场。

“夫人”

“嗯。”“我是说”

“我听到了。我也讲德语。但不不喜欢讲。请您别生气。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。”

“我理解。”

“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，卢卡斯先生。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，行吗？”

“行。什么时候？”

“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，我为他画像”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。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，我想。“九点成吗？”

“当然。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”

“噢，我总是早起。那就九点吧。